“定金膨胀3倍，0点开始前500名付尾款免定金，与满299减20元券叠加使用，到底算是优惠了多少”。

  还要买点英国进口的伯爵茶，毕竟双十一之后就是圣诞和新年，给幼儿园老师的小礼物此时不备更待何时。塞卡？太low了。送礼物的精髓在于：既有体面的实用又让收礼者不存在过多的心理负担。这一点得体的分寸感，新中产还是能把握的。

  自从入了跑步这个坑，MOVEFREE的维骨力就会在618和双11的时候各买一次。今年还要加上自己的玻尿酸。

  英文班的老师发来微信提示双十一续费也有一定额度的减免哦！明年幼升小了，建议再来个冲刺班。

  好在已经年底了，今年的年终奖到底贡献给家里多少？留给自己支配多少？想到这里，W女士不由得有一点点心虚。

  W女士并不知道，在60年前的日本，也有一位M女士，面对“光明新生活”的诱惑和有限但值得期待的收入，在安排家庭消费开支的时候，想的问题和她一模一样……

  ——1957年，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这样告诫自己的研究助理傅高义。

  1958年，傅高义和他的妻子从美国到东京，随后又搬到市郊的M町，花了两年时间，深入当地家庭，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傅高义描绘了这样一个族群：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规模的公司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傅高义夫妇对日本新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观察后得出，新中产阶级成功的兴奋正在为某些焦虑所取代，他们渴望新活动、新生活、新乐趣和新意义，寻找更宏大的目标。

  对于日本社会的其他人而言，有能力成为工薪族的人是“光明新生活”的象征，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闲暇时间、旅行与娱乐，很少受到义务与繁文缛节的羁绊。由于有公司的保障，他们能够稳定地购买新款消费品，无需担忧因没收入欠下债务。对渴望成为工薪族的人来说，“光明新生活”就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画卷。可对工薪族的家庭而言，每次购买令人艳羡的物品，其实都是精挑细选和省吃俭用的结果。对于富裕的美国人来说，“光明新生活”看似有条不紊，实际上却刻苦节约，任何一个富裕的美国人都没办法理解日本工薪家庭对每种新奇物质享受的渴望。

  在战前，电力供应、缝纫机、熨斗和收音机已经普及，但其他如冰箱、供暖、吐司机、洗衣机、电风扇诸如此类战前已经在欧美广泛普及的家用电器，只是在近十年才开始在日本普及开来。在战后的短暂时期，就如大多数日本人一样， M町的居民考虑的是怎么样找到哪怕是最基本的食物和住所。他们已习惯于面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经济压力、排成长龙的食品领取队伍，以及一次次踏上去田野里寻觅食物的路途，甚至眼看着心爱的花坛和岩石花园变成一片片的菜地。这种景象在过去的十年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在外国电影中看到过的先进机器如今正大批引进；而当商业界认识到消费的人市场的重要性后，日本国内也开始制造这些机器。这一切都使得消费者感到异常兴奋。新奇的商品最初只为富裕阶层所专属，而现在，普通的工薪族也买得起了。

  ▲在没有网购和便捷快递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工薪族的购物信息源自是电视广告

  M町的居民不无喜悦地提及第一次看到这些机器时的情景，如何得知关于这一些产品的信息，第一次使用这一些家电时胡乱尝试的趣事，同时，也很开心地提及他们最近刚刚买了什么样的新产品。

  M町的家庭半开玩笑地谈到想要“三件宝”，但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天皇家族里的三件传世国宝（八尺琼勾玉、草薙剑、八咫镜），而是三种新式的家用电器。实际上，那些第一次买了家用电器的家庭表现得好像真的得到了国宝一样，哪怕之前少见的家用电器变得更普及，而购置清单上已经更换了新的内容，这种热情却一直未有消减。数年之前的清单上可能包括了电视机、电饭锅，稍新一点的清单上则可能是冰箱、洗衣机。 照相机、晶体管收音机、高保真音响设备、电暖器和来自海外的最新时装表现出了人们最新的消费需求。垃圾处理装置、集中供暖设备和洗碗机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小汽车对于典型的工薪族也仍属奢侈品。尽管 M町所有的家庭都早已使用上了自来水，但其他在东京部分地区已经很常见的现代管道设备，如抽水马桶、下水道，还没有在 M町得到应用。

  但是，这些家庭很少严格地评估他们购买的新产品。举例来说，第一次买冰箱的家庭可能想不到考究冰箱的容量、冷冻室的尺寸或是门把手的位置，只要它来自大的厂商就行了。日本的广告基本上没有细节，这反映出，公众缺乏严格评估的意识。许多日本人认为，向销售员咨询细节问题却不购买是不礼貌的。现在，总体而言消费者们还只是对外观、价格和厂商感兴趣，但随着时下人们在使用各种类型的产品时逐渐积累了经验，严格的评判标准也开始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起来。

  由于收入有限，工薪族相对而言在购买新产品时是精打细算、有计划的。由于可以精确预期未来收入，人类能计划何时购买何种家电。同时他们也知道，以有限的收入无法购买到所有渴望的物质，但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收入做调整，因此工薪族很少有那种大失所望的情况出现。就对工资的预期而言，日本的工薪族甚至会比美国的同类人更加精确，后者可能会因新的安排或是公司里的变化而加薪。对已经经历了如萧条、战争、匮乏、周而复始的通货膨胀等如此严重的破坏的家庭而言，按部就班的生活显然非常着迷。因此，工薪族培养出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并且，只要环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切合实际的梦想大抵是能轻松实现的。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街头，人们在节日期间聚集在大型购物中心和汽车电气公司门前

  与农民或是商人不同，由于这些工薪族不依赖遗产继承来维持生计，他们通常不考虑存钱留给孩子的事情。不过，如果人们不仔细规划，倒是可能在退休后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在少数极端个案中，如果你仔细做了规划，就能够衣食无忧，而如果情况相反，则可能落入悲惨境地。这种差异比在更加富裕的美国人们是否精心计划而造成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后果也更严重。就工薪族的微薄收入而言，每一点储蓄都来自省吃俭用。

  在日本农村，人们通常会指定家里的一个孩子为继承人，很自然地，他也因此负有照顾父母晚年生活的责任。但在 M町，子女所承担的赡养责任并不这么清晰，许多父母希望自己在晚年能够经济独立，以免成为孩子的负担，避免与儿媳或是女婿产生争端。

  由于绝大多数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退休年龄是五十五岁或六十岁，而退休金很有限，更由于一个五十五岁的男性完全可能再活十八年，工薪家庭需要为晚年而努力储蓄。考虑到要培养小孩子读书，这就并非易事。举个例子来说，某个挣钱养家的男人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三十二岁，要负担这一个孩子读到二十三岁完成大学学业，在孩子毕业那一年他刚好退休。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虽然一些人试图积蓄一笔钱安度晚年，但却常常面临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养老金间捉襟见肘的窘境。

  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孩子的教育是首要的目标，也是支出的大头。即使大学生住在家里，但录取费用和学费都非常昂贵。读大学期间，每天上学还需要付出一笔为数不菲的交通、吃饭以及其他额外费用。家里有个聪明孩子的优势是，他有资格读公立中学和大学，花费没那么高，但质量却不错。实际上，虽然工薪族并非没有条件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需要巨大的牺牲。在一所质量尚可的私立大学里，入学费用和一年的学费可能会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工薪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很多这类家庭也尽可能地要把孩子送进私立中学，教育就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如果有好几个孩子的话。即使父亲的工资在中年阶段较高，也仍然需要精打细算。

  在孩子们的教育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婚嫁事宜也同样是一笔很大开销。在农村，女儿出嫁时要带走一大笔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收入的嫁妆。由于女儿通常不会继承遗产，她的嫁妆实际上就是她应该获得的遗产份额。尽管工薪族的家庭不要准备这么大的一笔嫁妆，他们仍然需要负担婚礼的很大一部分费用。他们也需要为女儿准备以后很多年里穿的、充裕的新衣服，以及能够安置一个家的足够家具。尽管这类费用的一部分来自男方订婚时给的彩礼，但绝大部分还是要由新娘的家庭支付。

  由于日本家庭中不要说明家具，家具通常只包括五斗橱、床具、日用织物、一张桌子、炊具、餐具、银器，或许还有一台缝纫机和其他家用电器。有时新娘的家庭在婚礼时不会陪嫁家具，但会承诺在年轻夫妇以后能够买得起一栋自己的房屋时再赠送给他们。丈夫需要承担除此以外的所有另外的费用，还需要支付日常生活费用。妻子在婚后通常不再工作——最晚也就是在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停止工作。的确有一部分“现代派”夫妇最早是通过工作中或是来自学校的朋友的介绍，相互认识，不需要那么多花费也没有借助家里的资助就成立了一个家庭，但 M町绝大多数的父母都还是要准备尽可能充裕的资金，为女儿提供开始家庭生活的家具和服饰。

  ▲尼桑在1959年推出的蓝鸟1000与蓝鸟1200曾是当时日本新中产最想拥有的座驾

  通常而言，M町的房子都不供出租，因此付不起首付的年轻夫妇会倾向于在东京租房，在若干年后再搬到 M町。在大型公寓项目还没所有开发之前，一对新婚夫妻在负担得起自己房屋的首付之前，在其中一方父母家抑或是在企业来提供的宿舍住上几年是很常见的事情。

  M町的木质房子通常并不贵，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花上四五千美元就能够打造一个舒适的居所。如果一对夫妻能够负担约占房价三分之一左右的首付，那么，一个公共性质的贷款担保企业能为他们提供为期十七年的标准利率贷款。这项支出大约相当于家中丈夫整整两年的工资收入，需要数年的累积。战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交战期间房屋建设的缺乏，以及士兵和海外公民的回归，迅速导致了房屋供应的短缺和住所迁移。尽管战后短期内的严重房屋短缺目前已得到缓解，但优质房屋的供应不足时常使得年轻夫妇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才可以找到合适的住所。一旦一个家庭开始支付按揭，就倾向于永久性地在这里住下去。通常来说，他们会在开始供孩子上学和准备婚嫁费用之前，付清房屋的贷款。

  因此，日本家庭的典型生活模式基本如下：在婚姻生活开始时，女方父母提供家具，而房租或是房屋购买的支出由男方或是男方的家庭提供。婚姻早期，年轻夫妇会蜗居在一间小公寓里，或是与一方父母同住，努力为房子的首付存钱。在付清分期贷款之后，他们就要开始为孩子们的教育、女儿的嫁妆和自己退休之后的消费储蓄了。

  这种储蓄的总体模式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储蓄模式可能很相似，但获得贷款和为日后的各项支出储蓄足够金钱的难度很高，早早退休后的津贴又十分菲薄，所有这些都使得 M町的家庭必须在支出上精打细算，把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存起来。

  战后日本物价飞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许多家庭多年的省吃俭用一下化为灰烬。在当时，人们试图以购买股票、不动产或是耐用消费品的方式来保值。不过，近来，随着日元的稳定，人们慢慢的变多地倾向于直接进行储蓄，许多家庭去邮局或银行存下小额存款，积累成一个可观的数目后再购买不动产股票。

  总体而言，由于丈夫按月领薪，日本工薪族的预算按照丈夫的月薪来制定。他们的月薪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丈夫自己的花费，一部分是妻子用于家庭、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一部分用于储蓄。通常情况下丈夫会分配给自己约十美元（相当于美国二十至三十美元的购买力）作为每个月的花费，另外，因为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他还能够获得一笔为数不多的津贴。

  但是，目前看来，月收入的大头是由妻子来掌握的。即使妻子不管预算，但她也比较清楚在每个月的不同阶段里钱还剩多少，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感到入不敷出，她就可能会缩减此后的开支。家庭主妇会定点购买绝大部分的食物，而且很少有变化。日本的绝大部分主妇都很少会为满足一己之欲而破费。在家庭支出之外，他们必支付孩子的学习用品、在校午餐、服装费以及另外的费用。绝大部分工薪族家庭雇不起女佣，但如果雇用了，家庭支出里还得加上女佣工资的这一笔开支。

  除了“现代派”年轻人，绝大部分夫妇会将给妻子的那笔钱和丈夫自己留用的那笔钱划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丈夫有时会开口向妻子要一点额外的零用钱，但即使没有足够的钱撑到月底，妻子也总是很不情愿向丈夫开口。他们很少相互询问某些小额项目的支出是怎么使用的。某些情况下，双方在钱的数目问题上都有些小秘密，也有些欺瞒对方的手段。并非每个妻子都清楚地知道丈夫收入的实际数目。妻子大约知道丈夫挣多少钱，但丈夫不会告诉妻子奖金的确切数目。与此类似，妻子对丈夫总体上襟怀坦白，但也可能不会精确地告诉他自己怎么用钱，甚至有可能虚报一些家庭支出的费用以攒下一笔额外储蓄。特别是如果丈夫频繁地向她要钱花，妻子就可能把一小笔钱存在一边，并告诉他钱已经花完了，而实际上手里还有一点儿。许多妻子感觉自己在家庭经济上太过依赖丈夫，对他必须事事顺从，因此，手里必须要藏一点儿钱以防万一，万一遇到夫妻不和，她可以靠这笔钱支撑一段时间，或者更常见的是买点儿什么丈夫不希望她买的东西。

  玩这一类小把戏是为增加经济上的自由度，但总体而言，夫妇还是齐心协力共同计划购买大件物品，甚至会和孩子以及邻居讨论这类事情。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会在周日一同去百货公司，买回一些全家都心仪的物品。

  几乎所有工薪族都能够获得为数可观的奖金，一般一年两次，其总额可能相当于两到六个月的工资。常规的薪水较低，被用作有限的日常开销，较大数额的奖金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储蓄，家庭用它来购买大件物品或是存起来。量入为出、精心储蓄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观念里，以至于绝大部分的工薪家庭都认为，即使没有奖金制度，他们也应该储蓄。

  尽管 M町的居民把自己的习惯视为约定俗成，但与美国相比，很多人都可以被看成是节约的模范。举例来说，同一个房间他们既用于白天活动，又用于晚上休息，这样就无需把起居室和卧室分开安置。通常来说，睡觉用的床垫放在一个衣橱里，晚上拿出来。白天用的餐桌可以折叠，这样晚上就能够铺床睡觉了。很显然，在地板上使用床垫和卧具，比使用在西方家庭中必须购置的床、椅子和沙发要节约得多。因为通常只在一间房间会见客人，最常用的“自己人的房间”里就能够正常的使用一些相对便宜和耐用的简单材料。为了节约燃料，人们只在最冷的天气里，在日常起居的一小块范围使用取暖设备。洗澡水烧热以后，同一缸水要供全家使用（有时甚至还包括住在附近的亲戚），在进浴缸之前，每一个人都用一小桶水清洁好自己的身体。他们很少油漆木屋的外墙，一些厨房还保留着泥土地面，也没有地下室，所有的房子都用很简单的方式打地基。在更加现代一些的住所里，一个有现代电器的厨房有几率会成为向客人炫耀的场所，但绝大部分的住所里，厨房设施仍然是羞于示人的简陋所在。

  ▲当时的日本，一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购买新式的电饭煲，但他们的厨房依然稍显简陋。

  按照西方的标准，食物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标准。米饭是主菜—不过按西方标准根本就不能看成是主菜。稍微夸大一点儿说，人们主要吃米饭，其他食物都是用来当点缀的。鱼类的数量和品种都比较充足，用于佐餐，为了补钙，一些小的鱼骨也会吃掉。由于几乎不使用香料，每餐都要上酱油和各种不同的小菜给米饭调味。蔬菜和肉类伴着米饭一起吃，数量比之西方少之又少。日本的肉片切得很薄，他们用“烤肉”来代表高质量的纯肉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做大块的肉。他们经常吃各类便宜的海藻，用豆酱和豆腐配上其他便宜的东西做汤。尽管每天吃水果，但这还是被看成是一件奢侈的事。虽然已经能够买到慢慢的变多的奶制品，但牛奶还是优先供应给儿童和病人。进口的饮品，如咖啡等，按照日本人的标准还是很昂贵的，绝大多数工薪族只是在特殊场合喝一点儿。人们要每天去购买新鲜的鱼蔬。绝大部分家庭有一个很小的木质冰盒，能够适用于短期食物储存，但人们还不大习惯一周买一次菜存在冰箱里的生活方式。

  很多在西方需要付费的服务在日本是靠朋友免费帮忙来完成的。当一个人去另一个城市过夜时，他会留宿在朋友家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家，除非旅行费用可以报销。在找工作、向个人顾问咨询或是寻求特殊技术上的支持时，他们更可能会请求朋友的帮助，而不去找官方机构。尽管私人侦探（提供私人信息，特别是与工作和婚姻相关的信息）和不动产经纪人已经很普遍，人们仍然觉得，如果是朋友来提供服务会安全得多，也相对节省。当一个人要使用公共设施，例如要找一个会议厅招待客人时，他经常能够从朋友那里得到很低的折扣。一些人会请求富有的朋友帮他们招待客人，后者可能因此觉得很有面子，或者至少碍于面子也得帮忙，而提出要求的人则会在别的方面帮忙来表达感激之情，例如送一份礼物还人情。它不需要很昂贵。

  一份昂贵但没有品位的礼物倒可能是种羞辱，因为它只是意味着你拿钱还了人情。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选择一份优雅有风度的礼物或纪念品，显示出自己的善意和体贴。人们会在聚会后寄来照片以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从外地甚至外国带回来的特产也会招人喜欢。欠了邻居人情的家庭会要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旅行中从外地带来著名特产以偿还人情。

  M町的居民认为，某个人不怕麻烦从很远的地方带回当地的特产，能够显示出报答他人帮助的真情。实际上，日本每个地方都有著名的特产，由于许多孩子都会进行这类学校旅行，他们常常用地方特产来招待客人，房子里也塞满了各地名产。无论以什么方式去还礼，钱不是重点，当事人的感激之情才是重点所在，如果欠下了一份很大的人情，一个人在很久里都会惴惴不安。

  除了家庭设施崇尚节俭两用，人们乐于从中间人和朋友那里得到免费的服务以外，还有别的用度有节的习惯。人们在家里不穿鞋子，因为它们会带进泥土，损坏地板。只有穿着袜子或者光脚才可以上每天都打扫的榻榻米。这种榻榻米每一两年就要重新包一次面，但即使是更换它，也不那么昂贵。所有的家具上都有盖布，包括坐垫在内。最昂贵的人偶被放在玻璃盒子里，可能要传给好几代人。电视机、电烤箱以及其他用具在不用的时候会精心地罩上盖布。只要还能用，家用电器就不会被扔掉。即使是书籍也用另外的书套包好，精装书被摆在一个起保护作用的硬纸板盒子里销售，还附赠一个薄薄的纸封皮。

  在家甚至外出在附近买东西的时候，家庭主妇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它不仅像西方那样遮住短裙，还遮住了她的上衣以及两只袖子。幼儿园的孩子穿着一件围兜，这是制服的一部分，这样衣服就不会被弄脏。即使在零度上下的时候，小学的孩子们仍然穿着短袜或者长袜。家长觉得这是约定俗成，但穿这种短装的确避免了暴露膝盖上补丁的尴尬。尽管女性会通过个人做缝纫活儿来省吃俭用，但在公共场合穿着带补丁的服装仍然会让人尴尬。不过，尼龙长筒袜还是能缝缝补补的，因为缝补的痕迹看不出来。人们在家里穿旧衣服，没法再补的旧衣服就剪开来，做成洗碗布、隔热垫以及抹布。

  作为购买新杂志的替代方式， M町的家庭会加入邻里俱乐部，人们在这里可以交换杂志，分担费用，或是在二手书店购买书籍和杂志。茶叶盒和饼干盒留下来储存厨房杂物。虽然不情愿，但年幼的孩子们要穿哥哥姐姐的旧衣物，这样的一种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那些负担不起新衣费用的家庭。一个人的同一件衣服可以接连穿很多天，而对孩子们而言，学校的制服只有一两套，所以也只能一直穿，才能衣着得体。只有这样才能节省资源，依赖微薄收入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和一二十年前的美国以及今天的欧洲，相去实际上并不太远。

  无论富裕还是贫穷，M町的家庭都对自己的财物倍加小心。高高的围墙外经常环绕着一圈带刺铁丝网，很多人家养了大狗防小偷，有一个特殊的词汇—“留守番”，就是指当其他人外出的时候留在家里看家的人。一些房子只能从里面锁上，而绝大部分的家庭，除非家里有人在，再或有好友或亲戚留在家里帮他看家，否则通常都不愿意长时间离开家。无论“留守番”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确显示出， M町的住家对于保护自身的财产是很在意的。

  总体而言，新中产阶级即使是想要模仿大资产阶级的炫富生活，也几乎不可能：无论是购买私家汽车，或是拥有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员资格，再或雇用若干用人，以及在娱乐活动中肆意挥霍，都是如此。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日本一些优雅的餐馆和艺伎屋的价格也堪称昂贵。三至四人观看两到三小时的艺伎表演或是外出用餐可能要花上大约一百美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月的平均薪资了。像美国一两代人之前的新富阶层那样，日本的富人在财富累积之初，也常常会夸张地炫耀自己的富有。

  对比威廉 ·霍 ·怀特（William H. Whyte）所说的美国大机构中的从业者的“低调消费”，日本的工薪族人士，特别是他的妻子会倾向于模仿富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但和菲薄的收入相比，他们很难负担得起这类消费行为。最盛大的夸耀莫过于孩子的婚礼。尽管婚礼从简的运动正在兴起，但新人的父母还是常常要花超过新郎年薪总额两至三倍的价钱，去租借昂贵的服装、置办送给来宾的合宜礼物以及举行盛大的宴会。

  女方为社交或其他正式场合穿着的和服也常常相当于男方好几个月的工资，而且，即使是工薪家庭的主妇，也常常拥有好几套和服。尽管西装质量不一，但区别没那么明显。在炫示性的场合，西装的重要性相对不那么突出。一些现代派的女性会至少拥有一两套考究的西式服装，较之传统的和服它们远远没那么昂贵。买好的，但花不起钱；买便宜的，又看上去廉价——现代派的西化做派，使这些女性摆脱了上述两难处境。

  尽管只有一部分家庭能够区别所购物品的质量优劣，但他们都熟悉高级商店的身份标签，购买带着三越百货或是高岛屋标签的商品，或是这两家公司上门送货——可以想见，邻居们一定会注意到的——必然带有身份的内涵。就像一个人不无嘲讽地评论时说的，他的一些朋友走过 M町大街上的小店铺，去到东京花两倍的价格买一个具有身份标志的值钱的物品。这样，他们就能够炫耀上面三越百货的标签了。

  由于床上用品每几天就要拿出去晾晒，邻居一览无余，所以M町的主妇们总是尽可能地把最好的被子晒在外面。洗过的衣服同样也晾晒在邻居能够正常的看到的室外，但通常而言这不像和服之类那样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也没那么引人注意。

  款待客人是展示地位的重要机会。通常而言，在外面招待客人会比在家更正式些。人们认为，如果在家招待客人，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付不起外出接待的费用。但如果的确是在家里款待客人的，可以通过从餐馆预订送来的各种美味佳肴，显示对客人的尊重。呈上的点心、菜肴都隐含着某种身份的意味。有闲暇和金钱去学习花道、茶艺，送去上音乐课程，现在都不是工薪族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但它们仍然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

  工薪族的男性经常很难平衡节俭持家的需要和对邻居、朋友与同事们炫耀自己地位的渴望。他必须节俭，但在朋友面前又必须掩饰自己的吝啬，尤其要表现出既乐意又有能力为客人花钱的样子。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暴露出他的弱点或不足的“襤褸を出す”，其字面意思是“显露褴褛”。许多观察家指出，日本家庭在“表”（即开放给外来者参观的部分）与“里”（即不开放的部分）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尽管上述表述内涵多多，但其中的一项重要功能或许是默许外炫和内俭。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假如他为公司留得了熊掌。

  在买点小东西时，日本家庭通常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在一家本地小店里成为固定客户；另外一个则是到如百货公司等大的购物场所，以陌生人的身份购物。同样地，在购买大件物品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选择，要么通过私人关系打折购买，要么去大的百货公司，在那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本地商店购物或想要折扣时，顾客相信自身能够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是因为商店和顾客之间，或是商店与中介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商店会有一些很小的价格调整，老顾客就会拿到低价。当在大型百货公司购物时，凭着它的良好声誉，顾客相信商家能做到一视同仁。就像大的机构会首先确定定额工资，大的商场也有固定的定价系统。但现在，更多的小店铺也逐渐开始启用固定价格，即使顾客素不相识，也能够拿到和老顾客一样的价格。

  顾客去熟悉的商店有许多个性化的服务。人们会像招呼朋友那样招呼他，商品会调整得恰好符合他的需要，买的东西可以就他方便的时候做出来或者是送过来。尽管百货公司没办法这样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要，但绝大部分百货公司会想方设法培训年轻的女售货员，她们很有魅力，能让顾客感到愉快，并提供类似美国百货公司里的许多服务，甚至还要更加周到。

  通过那些与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有特殊关系的朋友买产品，可以省下不少钱。许多家庭不是根据品牌喜好而是根据自己关系来选择家用电器：谁能够给他们折扣，就选择谁家的产品。几乎每个在工厂和商场工作的人都多少拥有一点为自己和朋友获得折扣的权利，很可观的一部分销售额是由这个内部折扣渠道完成的。

  但与此同时，从朋友那里买东西也有不便之处，它意味着欠了人情，尽管很多家庭依然会请朋友帮忙，但有些人则宁可以高一点儿的价格购物，避免欠朋友人情。除非能省下很多钱，朋友又是很亲近的关系，而且很容易拿到折扣，很多人会踌躇这类事要不要麻烦朋友。另外，通过朋友购物也限制了选择的范围。当然，一个人在接受销售员的介绍之前能够自由选择他手上所有的产品，但一旦介绍完成后，日本人常常感觉自己就非买不可了。如果这样的产品不是那么合乎心意，或者彼此理解有分歧，由于彼此是朋友关系，因为别人已经帮忙打折，自己已经欠下人情，消费者如再改变主意，就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友谊。这种情形通常被叫做“好心帮倒忙”。由于折扣购物在选择物品时受制于人，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种限制自由选择的方式。

  去一家没有个人关系的大型百货公司，意味着在购物时享有更大的自由。举例而言，绝大部分 M町的居民几乎所有的服装都仍然是由裁缝制作的，包括西式服装都由一个裁缝缝制。因为彼此很熟悉，裁缝了解顾客要什么，怎么样才可以让顾客满意。但也有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喜欢上那些裁缝做不了的时装，于是对裁缝铺的忠诚度就下降了，他们开始到另外的地方去购物。人们和其他小店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在大百货公司，人类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尽情选择，不会感到自己有必须购买的义务。当顾客的要求慢慢的升高时，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利用私人关系购买物品省点钱的购物模式仍然很普遍，但同时它也正在慢慢消失。即使是收入有限的工薪家庭，也慢慢变得多地感受到稍微多付一点儿钱换得购物的自由是值得的，它能够尽可能的防止通过朋友购物导致的人情债，以及因此可能会产生的紧张不适感。就像开始学会享受契约性工作关系带来的、从家长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一样，工薪族也同样喜欢上了摆脱私人关系的羁绊后获得的购物自由——— 一种基于非人情关系的固定价格的自由。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规模的公司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权威和育儿。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从始至终坚持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如今，新中产阶级成功的兴奋为某些焦虑所取代，他们渴望新活动、新生活、新乐趣和新意义，寻找更宏大的目标。

  《日本新中产阶级》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从学术角度看，该书的研究方法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拥有了解当代生活的独特的立体视角和纵深感。有别于当时传统的民族志，《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也成为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